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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966.10.1——12.24)

日期:1966-12-25 作者:[待确定]

前言

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五·二五”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张革命的大字报不仅遭到陆平、彭佩云黑帮的围攻,而且也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的仇视和镇压。

六月—日,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七同志的大字报,象一声春雷,响彻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然而,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派出工作组,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就是一个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北大的文化革命又处于危机之中。

在这紧急关头,又是毛主席毅然决定撤消工作组,并亲自主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文化革命的指南——“十六条”。北大和全国一样,革命烈火又熊熊燃烧起来了。

北大革命师生一脚踢开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工作组,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就是在毛主席直接关怀下,在中央文革小组亲切指导下产生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是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拿出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提出批评、帮助改正缺点。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陷害左派,蒙骗群众,阴谋夺权,把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妄图一棍子把左派打死。这是又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这场大辨论中,广大革命师生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巨大思想武器,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小撮坏蛋的真面目暴露无遗,受蒙骗的群众开始觉醒,并回到正确立场上来了。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十月一日

林彪同志在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十月二日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并发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从北京到全国,马上掀起了一个彻底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十月五日

中央批转了《军委总政紧急指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以有力的打击。《紧急指示》宣布:凡在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或校党委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一律平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群众,彻底放手发动群众。

十月六日

北京及外地十万名革命师生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誓师大会。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北大路远、周闯贴出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引起了北大两条路线的大辩论。实践证明,他们的分析和出发点是错误的。

经济系教员,前校筹委会委员杨勋跳了出来,制造谣言,颠倒黑白,文过饰非,转移目标,向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射出第一支毒箭:“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第一个提出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观点,并无理指责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讲话是“具有方向性错误的讲话,它给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埋下了病根。”同时又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左派”,制造所谓“围攻杨勋二个月的严重事件”。这张反动的大字报是北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信号弹、宣战书。在当时颇迷惑了一部分群众。

一场两条路线的辩论被杨勋及其一伙首先挑起了。

十月七日

下午,召开全校大会,聂元梓同志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投入辩论,并表示欢迎向校文革及她本人提批评,以便来一个“大检查、大批判、大总结。”这个报告态度诚恳,但对两条路线斗争认识很不深刻。

十月八——九日

广大革命师生纷纷投入大辩论,贴出数千张大字报,基本上分成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即聂元梓及校文革执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十日

哲学系孙月才等九同志贴出革命的大字报“绝不允许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乘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跳将出来,企图混水摸鱼,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然而,当时这张革命大字报却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诬之为“形‘左’而实右的典型”。事实证明了这张大字报的预见性。

晚上,《北京公社》红卫兵战斗团发起一个串联会,对当前辩论的大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聂元梓同志到会,并讲了话。会后,发表了会议记要“扭转当前辩论的大方向”,指出:“在聂元梓罢官问题上纠缠不清是庸人的观点”,并正确提出上揪(揪李雪峰,追刘、邓)下扫(扫陆平黑帮,张承先坏工作的余毒及影响)才是今后辩论的大方向。

十月十一日

下午,召开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师大会。

十月十二日

校文革常委廖淑明和校文革副主任杨学琪贴出大字报“整常委会的风”,第一次公开校文革常委内部情况。

十月十三日

首都革命师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第一次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十月十四日

在北师大首都五万革命师生再次批判李雪峰,李雪峰到会作了检查,但极不深刻。

十月十六日

晚上,聂元梓同志发表广播讲话,正式提出辩论大方向是“上揪下扫”,要求坚决批判李雪峰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公社》等予以坚决支持,而《井岗山》红卫兵却诬蔑聂元梓同志在“耍阴谋,放暗箭”“想中间溜掉”“扼杀大辩论”。

哲四赵丰田(后为红联军总部发言人)抛出毒草“拨开迷雾万千重,试看卢山真面目”,胡说北大左派“先天不足”,执行一条反动路线是“必不可免的”。流毒较大,后遭到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批判。

十月十七日

校文革常委徐运朴等四人贴出革命的大字报“孔繁,你企图把大辩论引向何方?”,尖锐地指出杨勋之所以如此猖狂向革命左派进攻原因在于她有后台孔繁撑腰。正式揭开校文革内存在着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孔繁、杨克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原则分歧。但,由于辩论尚未深入,这张大字报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十月十八日

毛主席第五次接见外地革命师生。

十月中旬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两条路线斗争更加深入,聂元梓同志列席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次全国串联高潮开始,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推向全国。

十月二十日

聂元梓同志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大串联,而《井岗山》却无理指责这是“耍阴谋”,拼命反对革命大串联,强行开除两名外出串联的战士。

十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红卫兵徒步串联,熟悉阶级斗争,熟悉群众,熟悉社会。

十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批准陈伯达同志“关于两个月运动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用毛泽东思想全面地、科学地总结了两个月来运动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

十月二十五日

陈伯达同志接见首都革命师生代表,鼓励大家徒步串联。全国掀起“长征”热潮。

下午,《北京公社》《东方红公社》等革命组织召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五周月纪念大会”,大会要求发扬“五·二五”革命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井岗山》《红联军》等组织反对并抵制这个大会的召开。

十月二十九日

下午,在五四操场《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所属单位召开了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由李雪峰作检查,虽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极不深刻。

十月三十日

经济系教员,《井岗山》“参谋长”李志远抛出“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这株大毒草,恶毒地诬蔑聂元梓同志和陆平、张承先一样是“革命的同路人”,并公然为陆平黑帮翻案,称陆平为“党派来的老干部”“反对资本主义的勇士”。内容极为反动,是“反聂派”的理论基础。

十月三十一日

首都召开了纪念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大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发扬“打落水狗”精神,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一月一日

上午,北大两种针锋相对观点的派别分别召开大会。《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所属单位在东操场继续十月二十九日大会,聂元梓同志郑重宣布:校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提议把“六·一”作为校庆纪念日。

新北大《井岗山》《红联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等组织在五四操场召开“纪念六·一五周月大会”,大会矛头指向聂元梓同志,胡说什么校文革执行了“一条新的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路线的特点是改良主义”。这个大会竟然让杨勋坐在主席台上,并且企图拉聂元梓同志去听批判,聂元梓同志当场断然拒绝。

会后,《井岗山》等组织歪曲事实,无事生非,硬说聂元梓同志的讲话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了,其最终目的是要给聂元梓同志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的帽子。

十一月二日

《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对当前两条路线斗争作了极为重要指示。

十一月三日

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外地革命师生。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十一月八日

聂元梓同志等十一人贴出革命的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旗兵团》等革命组织及校内外革命师生热烈欢呼、支持这张大字报。而《井岗山》某些人却极力贬低,诬蔑聂元梓同志出于“个人动机”,妄图抵消它的影响。这张大字报很快传遍全国。

十一月十——十一日

毛主席第七次接见二百万外地革命师生。

十一月十二日

下午五点多,新北大《井岗山》《红联军》等五单位的所谓“造反派”捏造了莫须有三条罪状,泡制了一分蒙骗群众的“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无理砸了“新北大”校刊临时编辑部。这一严重践踏十六条,侮辱毛主席亲笔题词的现行反革命活动,遭到校内外广大革命师生一致遣责。为此,《红旗兵团》《北京公社》《北京大学红卫兵》等向《井岗山》等五单位提出强烈抗议。“新北大”临时编辑部迁址,继续出版。

十一月十五日

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伊林(刘握中)、涤西(张立才)抛出大毒草:“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咒骂林副统帅,公然叫嚣要林彪同志“靠边站”。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一篇代表作。

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毛主席在今冬明春之前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三百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

北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纵队相继贴出一问,二问,三问,四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大字报,妄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首都各院校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逆流都有表现。

十一月下旬

聂元梓同志去上海革命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上海造反派向上海市以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聂元梓同志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上海造反派积极支持,而新北大《井岗山》等却在背后刮阴风,放暗箭,造谣言,大量散发诬蔑聂元梓同志的传单,在上海人民中制造混乱。

十一月二十六日

经济系新北大红卫兵尖刀连白天封了档案,至深夜又私自破门而入,抢去部分档案材料及一些黑材料。这是一件违背十六条,践踏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关于文化革命中保护国家档案和机密的规定的严重政治事件。为此,《延安》战斗团等革命组织提出强烈抗议。

十一月二十七日

新北大《井岗山》非法偷盗哲学楼前和五四操场上的大喇叭,成立所谓“红色造反广播台”。

十一月三十日

北京林学院红卫兵参谋部负责人李洪山,这个反革命小头目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的反动标语,并把此标语贴到天安门前,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十二月上旬

北京市一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逆流横行,这批反革命分子大叫大嚷要“解散中央文革小组”,打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幌子,刮起“十二月黑风”,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些反革命组织,如“高干子弟辩论团第五别动队”“穷棒子造反团”相继出笼,活动猖獗。并屡次发生打人,杀人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如(东城、西城)纠察队就是一群打手。

十二月五日

反革命分子李洪山召集首都二十三单位一百四十余人开黑会,宣读批判陈伯达两个月总结报告的大毒草。北大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某人参加。

十二月六日

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革命造反者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

十二月七日

晚,北大校文革常委会正确分析了形势,号召全体红卫兵、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当夜,《北京大学红卫兵》等组织了示威游行。

十二月八日

由《北京公社》《红旗兵团》等革命组织在大饭厅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誓师大会。

十二月十日

在这股逆流中,北大《虎山行》战斗团抛出二株毒草:“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第一把火”,密切配合李洪山反革命活动,胡说什么“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关键的关键”,叫嚷这种反革命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并恶毒攻击林彪同志和中央文革。这两张反革命大字报立即遭到广大革命师生致命的回击,而《红色造反台》居然为之 鸣锣开道,大肆广播,成为反革命言论的传声筒。

十二月十二日

首都和全国来京串联革命师生,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头号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

十二月十三日

《红联军》嫡系部队《红老虎》《毛林陈之兵》两战斗队又抛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从炮轰中央文革谈起”的反动文章,大肆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和李洪山等反革命言论如出一辙,因而马上就遭到广大革命师生痛击,被驳得体无完肤。《红联军》里出现这样的反革命言论,显然不是偶然的。

十二月十四日

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誓师大会”,斗争了陆定一、林枫等黑帮。

北大校文革常委开始整风。

十二月十五日

由《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兵团》《北京公社》联合发起组织“首都高等院校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筹备处”。

十二月中旬

北大外出革命串联师生陆续返校,马上投入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狂反扑的战斗,形势大好!革命左派队伍迅速壮大。而《井岗山》《红联军》乘聂元梓同志从沪返校之际,又要死揪住不放,企图扭转大方向,但遭到广大革命师生坚决反对,未能得逞。

广大革命师生纷纷批判《虎山行》战斗团及《红老虎》《毛林陈之兵》的反革命言论,并强烈要求《造反台》作深刻检查。

公安部在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下,为了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充分发扬,依法逮捕了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如李洪山、谭立夫、赖锐锐等及一小撮捣乱、行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分子,消息传来,大快人心。

十二月十六日

“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同志作了重要指示。陈伯达同志讲:“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十二月十八日

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座谈会,江青同志指示:革命左派要联合起来,扩大队伍,争取中间力量,并赞同首都一司、二司、三司联合起来。清华《井岗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造反派联合成《井岗山》兵团,各校左派组织都有联合趋势。

晚,现行反革命分子乔兼武(东缅二学生原名乔俊礼)早在八月三十日就抛出大毒草“造三个大反”,疯狂地要取缔党团组织,扬言要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公然反党反人民,它遭到彻底批判。而《井岗山》中某些人却积极要为之翻案,并作为诬蔑聂元梓同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张王牌。在这次逆流中,乔兼武又一次跳了出来,写了极为反动的传单“谈‘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原稿名:触及林彪同志的灵魂),这份传单被《北京公社》《红旗兵团》等同志缴获。并把反革命分子乔兼武扣留,押送公安部依法逮捕。

十二月十九日

晚,在由《延安》战斗队等召开“彻底批判《虎山行》反革命言论”大会上,反聂干将杨勋所窝藏的弟弟反革命分子杨柄章跳上台来,为《虎山行》反革命言论辩护,当场被大会主席团扣押,连夜送交公安部依法逮捕。此犯并有反动日记及“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致毛主席的一封信”等反动文章。

十二月二十日

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斗争了陆定一、林枫、周扬、许立群等黑帮。

十二月二十一日

由于《红色造反台》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而成为恶毒攻击革命左派的工具,成为播送反革命大字报的喉舌,凌晨,《北京公社》部分战士采取革命行动,摘掉《造反台》全部喇叭。这一革命行动得到其他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师生支持和赞扬。

早上,由《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红教工》联合在五四操场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杨柄章、乔兼武誓师大会”。到会数千人,群情激昂。而《井岗山》《红色尖刀连》同时在大饭厅举行斗争杨柄章大会,由于一意孤行,不予合作,以致人数寥寥无几,草草收场。

《大喇叭兵团》贴出“孔繁、杨克明与张承先、王任重的关系”革命大字报,揭发了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各战斗团纷纷贴出“揪回王任重,回校作检查”“揪回孔繁、杨克明回校作检查”的巨幅标语,斗争更加向纵深方向发展。

《井岗山》《红联军》内部混乱,《红军》倒戈,杀回马枪,揭露了《井岗山》总部所犯严重的方向错误。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支持。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由于在这场斗争中采取折衷主义立场,总部被红卫兵造反派查封。

《井岗山》为了掩饰自己严重错误,忍痛将自己难兄难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查封。

杨勋、李志远企图逃脱批判,准备“长征”。《红旗兵团》扣押窝藏、包庇、纵容反革命弟弟及有其他严重问题的杨勋,并交公安部依法逮捕。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在和三司红卫兵战士座谈会上指出:“聂元梓同志是面旗帜,你们要很好和她合作。”并肯定了她在上海的革命行动。

十二月二十三日

由《北京公社》《红旗兵团》《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东风兵团》《红教工》等三十四个革命组织联合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发出照会,指出新北大《井岗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执迷不悟,打着“三司”招牌招摇撞骗,为了纯洁革命队伍,严正要求三司把新北大《井岗山》清洗出第三司令部。

晚上,《北京公社》等革命组织查封了新北大《井岗山》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红旗兵团》等查封了《红联军》总部。这两个坚决的革命行动得到广大革命师生热烈支持。

十二月二十四日

早上,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同志向全校作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回击已取得巨大胜利,一定要把反革命分子杨柄章、杨勋、乔兼武斗倒斗臭!并对下段工作作了布置。

×        ×        ×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但斗争仍在继续,斗争还可能会有反复。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我们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能在复杂斗争中不迷失方向。几个月来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千条万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第一条。只有破私立公,抛弁个人杂念,才能无私、无畏,才能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北大广大革命师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追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限风光在险峰”,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奋勇前进!

来源:

《大字报选 (增刊十七)》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组编印,196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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